到过刘国钧高职校的人都会发现：在这里，你看不到惯常在学校里会看到的“理直气壮”的标语、横幅，甚至看不到诸如“小草青青，脚下留情”之类“温柔”的提示。那些被广泛认可的可以规整学生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校园标语口号，在刘国钧高职校几无踪影。在这里，除了崭新的教学大楼、先进的教学工厂，还有别处少见的洁白的风力光能发电装置矗立在绿意掩映的校园里，你也会看到，校门口那其貌不扬的“三品石”，火红的校园主雕，跨越80余载的历史步道，国钧广场上那一届届学生所崇拜的偶像刘国钧铜像，还有图书馆东侧的百年老纺机，机电教学工厂前题为《联动》的雕塑等等。一块块极富内蕴的景观绿地，一件件连接历史和未来的雕塑小品，让师生们在涵咏、品味中触景生情，因美而生爱。
  我们先设想一个场景：走进一所学校，正门最显眼的地方张贴着校训（一般学校“四词八字”式较多，如“团结、求实、勤奋、创新”等）；经过草地，看到“脚下留情”的标识牌；走进教学楼，走廊上、教室里，“静”字似乎无处不在，间或再有“学会生活、学会生存”的谆谆教导。每一条标语都是一个潜在的真理，发表着不容置疑的观点，体现着绝对服从的话语霸权；即使是些“含情脉脉”的标语，也在用一种无需商量的口吻传达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就像一个个手持法杖的救赎者，无论你立于哪个角度，他都在看着你；偌大的校园仿佛到处都在回响着他厚重的话语，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一种严肃、紧张的气氛。
  这些标语口号不仅渗透着“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训诫，更体现着“必须这样做”的话语权力。从某个角度讲，这种话语权力在行为上束缚了学生的手脚，在思想上也约束了学生的自由。而在现实中，学生并不完全受制于标语口号的规约：如果学生否认它对自身有用，那么，很多时候，标语口号虽然仍旧“高高在上”行使着自己的话语权力，但它同时也会成为被忽视或者被拒绝的对象。此时，作为教育人的标语口号流于形式，没有丝毫教育作用，不要说有感染力了。
  如果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看，学校文化应该是以人的完善为最高目的。而文化本身绝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它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有不同的解读，每种解读都会有其合理性。因此，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一元话语与文化的本意是相悖的。基于此，作为一元话语的校园标语口号，其本身即与校园的文化传播是背道而驰的。
  校园标语口号极易被误认为学校文化。事实上，在一个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校园里，学生较多地又将成为喊口号、写标语的继承者和制造者。尽管出现在校园里的有些口号标语，给人感觉貌似新鲜，挺有冲击力，但口号标语产生的本身并不等于有实际效果，特别是有些标语口号，或是不着边际、或是缺少内涵、或是令人费解。这对学校特别是对学生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正如古人所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古到今，这方面的正反面事例数不胜数，特别是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各项运动中，口号标语一是多得“满天飞”，二是新得“层出不穷”。这除了祸国殃民，也制造了许多人为的社会“噪音”和视觉“噪音”，形成了社会性的“口号疲劳”。
  笔者想起余秋雨在他的《何谓文化》中论及的“公共审美”一题，这里不妨化用。如同一座建筑、一个景观、一盏路灯，校园标语口号也是学校公共审美的载体，属于强制性的公共审美。公共审美必须遵守“免惊扰”原则，即内容不利于接受，或者形式兀然的均应列于公共审美之外。这条原则必然会使学校在文化环境上删除缤纷，删除繁冗，走向简约，走向本真。公共审美的最终标准，就是融入历史，融入自然，让它们成为校园的主角和灵魂。于是，出现在我校园里的高大的银杏，纷飞的樱花，静穆的杉树林，还有三块普通的黄石，历经百年的老纺机，这些都能体现学校文化对自然的谦恭、对历史的谦恭，体现公共审美的无穷魅力。
  （注：本文曾发表于《常州日报》“校长冷思考”专栏）